改革路上:中国企业管理进化论

2018-03-28    商学院杂志

  近年来,中国原创的产品或商业模式被复制到国外的越来越多,不仅是移动支付,电子商务、3D打印、无人机、人工智能……各行各业,中国企业的创新走在了世界前面,华为、美的、腾讯、阿里巴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被国内外学者熟知。

  这些巨大成就背后,让一众管理学家们陷入了深思:“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世界的管理学家都要去日本学习丰田生产方式、看准时制、精益管理是怎么做的。但今天,面对着中国企业取得的巨大成功,如何用管理学理论去解释?有哪些可复制的工具、方法和最佳实践?中国式管理理论是没有还是没有被管理学家们总结出来?”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毛基业对《商学院》记者说,这几个问题他几乎天天都在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2018年中国管理学论坛上表示,过去40年中国企业的成长和竞争力提升 ,是中国企业在技术和管理等层面进行积极学习的结果,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

  改革从“企业本位论”开启

  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对内改革的大幕,而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对内改革的重点之一。

  说到国有企业的改革,就不得不提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他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吴家骏回顾了蒋一苇的改革理论体系。

  他告诉《商学院》记者,改革开放之初,面对旧体制的弊端,必须改革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改革应当从哪里入手,却存在很大分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上兜圈子,有的认为集中太多了,所以经济越搞越死;也有人认为集中太少了,所以经济越搞越乱。

  “那时候大家的目光集中在了体制上,很少有人在企业上做文章。”吴家骏说,蒋一苇的主张是改革应当从企业入手,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作为基本的出发点。“总体是《经济民主论》,基础和核心是《企业本位论》,而在企业内部是《职工主体论》,这‘三论’构成了蒋一苇经济体制改革论的主要观点。”

  吴家骏解释说,“企业本位论”简单说来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要以企业做为基本单位。要由以政府为本位转变为以企业为本位。具体包括:

  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企业必须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

  “现在看来,这三点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似乎没什么新意。但在当时这一观点非常超前且重要。”吴家骏告诉《商学院》记者,旧体制下的中国企业,全部实行指令性计划,企业的产品方向和生产能力,在建厂设计文件中已经定死。企业只负责按计划组织生产,既没有生产经营决策权,更不存在自己的发展战略。财政统收统支,企业的利润和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全部上缴国库,由财政拨款,无偿使用。企业如果发生亏损,也全部由财政补贴。产品统购包销,企业无权销售自己的产品,也没有定价权。企业的职工由政府劳动部门统一分配。

  “总之,企业的人、财、物和供、产、销全部由政府管死,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企业根本就不是企业,而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从理论上引导人们从团团转的怪圈里走了出来,推动了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吴家骏说。

  国企改革与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的发展

  经历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蔡昉指出,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有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宏观视角看,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和劳动配置效率的提出;而从微观视角观察,企业作为要素配置的直接主体,其改革和发展则是实现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动力。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改革,伴随着中国管理学理论的发展。管理学家们总结认为,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的发展,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企业管理学呈现出计划经济下生产导向型管理基本特征,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从无到有逐步建立,整体处在“探索奠基”阶段;第二,从1979到1992年,中国企业管理模式开始从计划经济生产型转向市场经济下的生产经营型。学习国外管理学知识的重点从前苏联转向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中国企业管理学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培训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发展。中国管理学研究应用进入全面“恢复转型”阶段;第三,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这也开启了中国企业管理学“完善提高”发展的新阶段。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蔡昉认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畜势而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2017年,69家央企集团“变身”公司制,新一轮国企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看来,“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非常重要的。”从资产到资本的转变,一字之差,差别很大,因为资产也包括负债,只有以管资本为主,才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

  这一观点早在1979年蒋一苇就提出了,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很多遗留问题,“可见改革难度有多大。”张卓元说,政企分开的主要标志在于让企业的董事会成为重大事项的决策者,“《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了11个职权,包括财务预算、聘任、分配方案、债务重组等。在原来体制下,国有企业做不到,董事会没有职权,上到国资委。国有企业落实董事会的决策权,以此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触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利益,所以需要逐步做。处于深水区的改革需要有顶层设计来推动,否则很难落实。”

  在这一轮的改革中,“混改”成为热议的话题,在张卓元看来,发展混合所有制在于推动垄断行业的改革,为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找到一条通道。竞争性行业的国企,绝大多数已经投资主体多元化了,难的是垄断行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武常岐指出,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也会在国企改革中找到更加鲜活的案例,发掘出世界公认的企业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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